第一报道｜习主席的这些话，让世界更懂中国的“全球观”

[8]就我们议会在这个方面的代议性而言，我并不认为将工人阶级排斥在代表范围之外是一种缺陷。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与法国都经历了艰难探索的过程，都经历了政局动荡不稳的阶段，虽然最后都修成正果，但也付出了重大的教训。这种矛盾心态，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和宪政建设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14]因此，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也继承了普鲁士绝对主义国家宪政改革的精神。宗教分裂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最终将欧洲带入到三十年战争，从中产生了近代欧洲的国际秩序。如何从一个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基础上建设现代宪政，这是欧洲大陆绝对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宪政国家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两者的结合，最后导致了普鲁士所特有的现代理性官僚制。

为了增强议会内阁制政府的稳定性，基本法也对魏玛宪法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调整。因此，容克贵族的庄园农奴制阻碍劳动力的自由劳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利的。[26]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25-547页。

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任普鲁士国王。容克贵族的庄园利用农奴劳动，农奴和庄园主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主仆关系。在东欧地区，普鲁士和俄罗斯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完成了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波兰则由于无法完成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转型，由地区性的大国和强国沦落为受人宰割的小国，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由于长期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职位，需要应付来自于东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最后形成了混合制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从外部环境而言，当时欧洲诸侯争霸的格局也决定了普鲁士不可能走彻底的宪政改革的道路。

由此，普鲁士与保罗教堂议会以及德意志联邦的政府也决裂了。大约同一时期罗马法复兴的浪潮既强化了教皇的权力，同时也成为世俗君主瓦解封建制度，弱化教权统治，强化君主集权的重要工具。

作为近邻，德意志民族对于发生在法兰西大地上这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感受不可谓不强烈——《德国近代史》作者平森发现，除了少数例外，德意志学术文化界的所有著名人物都为革命的到来深为激动。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都沉重打击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国主义传统，但同时也使得德国的宪政建设变得更加脆弱，德国宪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的外交政策的成熟与成功。这与绝对主义国家由最高统治者君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大权独揽，形成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在精神和结构方面都是相悖的。此外，战后初期长期执政的阿登纳政府高超而成熟的外交政策与技巧，以及历届德国政府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深刻反省和战争责任的勇敢担当，种种因素都表明，相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二战以后德国宪政建设的国际环境要好得多。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支持召开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这是德国自由主义宪政力量的第一次公开展示，虽然在政治上很稚嫩，但对此后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与战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影响非常深远。德意志民族最后不是通过按照德国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类似于美国的那种制宪会议的方式实现的，而是普鲁士通过铁与血的武力方式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手腕实现的。因此，最后保罗教堂宪法选择了小德意志方案，规定如果一个德意志国家与另一个非德意志国家共享一个元首，两个国家应该有独立的宪法与政府。

[24]尽管如此，1848年保罗教堂的立宪实践以及作为其成果的保罗教堂宪法，意义不容低估。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权宣言为德意志民族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榜样。

[13] 同上注，第147—149页。1848年革命后，德国人认识到了冷酷的政治现实，对宪政精神的黑格尔式幻想破灭。

稍早的4月2日，国会会议的代表团前往柏林请求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担任德意志联邦的国王，也遭到了威廉四世的拒绝。新的《基本法》保留了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的职位，但大大削弱了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真正掌握政府权力的是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的总理。[8]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二卷），袁瑜琤、苗文龙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7-67页。[27]相对于此前普鲁士邦的宪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魏玛宪法的重大进步就是建立了真正的代议制民主制度。[9] 相对于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主义君主制在征税、征兵、军事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却并不利于宪政的发展。此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多数只能由容克贵族担任，士兵则由农奴组成，因此复制了容克贵族庄园制的统治结构。

国会的最大权力就是拒绝通过预算，但由于1862——1866年宪政危机的影响，国会议员在行驶这项权力时都过分地小心翼翼。三、德意志宪政的另一条道路：从保罗宪法到魏玛宪法 普鲁士王国的绝对主义国家性质，德意志作为欧洲大陆的中国，正好处于东西文化斗争漩涡的中心，同时欧洲列强环伺，缺乏一个稳定的宪政建设环境。

[32] 以《基本法》为基础制定的《选举法》还对魏玛共和国的比例代表制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改和限制，规定了比例代表制与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制度，规定组成联邦议院的598名议员的一半由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则由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是相对于原先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君主制而言的一种国家形态，强调君主的中央集权，削弱甚至扫平原先封建制度中处于中间等级的各级封建贵族，形成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直接统辖基层普通平民的政治结构。

除了立法权之外，下议院无权选举首相，因为首相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下议院也无权推翻由首相组织的政府，或者决定政府的组成和去留。因此，最后德国的统一是由绝对主义国家普鲁士的铁血首相通过铁血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就为德意志宪政建设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因此，封建君主实际控制和掌握的往往是其私人领地，对整个王国的控制力相当微弱。[19] 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140页。[7]一方面，通过对比前国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区别，这些思想家都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强调个人权利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极力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大量的自由派和左派的德国人为了逃避迫害，离开了德国。

当保罗教堂宪法制定后，该法作为一章被编入该宪法，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又原封不动地被编入魏玛共和国宪法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就基本权利条款的内容而言，除了传统的各种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外，魏玛宪法还规定了许多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权利，这是魏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创新之处，既体现了魏玛宪法的社会民主党人背景，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阶段和趋势。

按照当时的继承法规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贵族的称号和土地，其他儿子必须离开老家到外地去讨生活。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封建旧秩序的代表，而法国大革命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如果从联邦德国基本法往前回溯的话，这第三条道路的踪迹倒也清晰可见——1848年的保罗教堂宪法是她的始点，而魏玛宪法则是它的发展，最后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则是它的成熟与终点。其中，德国宪政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因此德意志民族对西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有一种既拥抱又拒斥的矛盾心理，产生一种文化认同的焦虑。

这个老大帝国在新的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就成了欧洲政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绝对君主制最早的倡导者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绝对君主制逐渐在西欧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能够与天主教势力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相抗衡的世俗权力。就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秩序而言，10世纪克吕尼修道院所发起的天主教改革运动的展开，使得教皇和皇帝与欧洲大大小小的地方诸侯之间围绕着统治权力展开了斗争。这是典型的绝对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当年腓特烈大帝将普鲁士塑造成欧洲强国的方式一脉相承。

而普鲁士的国王和首相同时也是帝国的皇帝和首相。在德国宪政的普鲁士道路之外，保罗教堂立宪、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建设，隐约构成了德国宪政的另一条道路。

由此带来德国宪政建设的两个核心任务，即实现德意志民族聚居区的统一与建立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因此，这样一部宪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其保护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

[21]1849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要求奥地利议员辞去职务。同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等，作为特定文化民族的德意志民族已经先于作为政治民族的德意志民族而形成，这也使得建国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历史使命。